宋太祖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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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其他的朝代濫殺臣僚如草芥相比，宋朝特別優禮臣僚，這一現象在中國的帝制時代，不僅空前，也絕後。范仲淹說：“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這一異數的原因就是宋太祖誓約。
　　
　　 至少有兩條不同資訊來源的史料記載太祖誓約，其中最完整的記述見於葉夢得。葉夢得歷宦哲宗、徽宗、欽宗、高宗數朝，學識淵博，見多識廣，其所著的《避暑錄話》中記載：
　　
　　 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用銷金黃幔遮蔽，門鑰封閉甚嚴；太祖命令惟太廟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時方可啟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皇帝，其餘皆遠立庭中，不敢仰視。皇帝行至碑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洩漏”。直到靖康之變，金兵攻佔開封，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捲而去，太廟之門洞開，人們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上刻誓詞三行：一為“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約中的柴氏即周世宗柴榮的子孫，趙匡胤曾是其手下大將，在其死後發動陳橋兵變，兵不血刃奪得了皇位，建立宋朝。誓約的第一條即是對前朝皇室子孫的特殊優待，除了謀大逆外，其他任何罪行均赦免，即使謀大逆，也只能在獄中賜死，且不能連累親屬。這體現了宋太祖的寬厚仁義、自信從容且心懷愧疚，比起其他朝代對前朝皇室的誅戮，高下立判。宋太祖一向對士大夫和大臣尊重優禮，也特別重視廣開言路。中國帝制時代，皇帝權威至高無上，如果沒有輿論的鉗制、約束，基本上是為所欲為。“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話人人能懂，但能實際做到，特別是統治者能做到，實在太困難。因此宋太祖用誓言的形式確保後代皇帝不能以言論殺人，以保言論的暢通。任何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執行的根源是對其的敬畏，否則只能流於一紙空文。在缺乏分權制衡的中國帝制時代想制約皇帝的最佳途徑就是以開國皇帝之尊的惡毒詛咒來確保他們遵守誓約。

　　 葉夢得的筆記只是一個資訊來源的證據，而《宋史•曹勳傳》從另一資訊來源證實了誓約的存在：建炎元年（1127年），被俘虜北上的武義大夫曹勳自金遁歸，宋徽宗讓他轉告高宗，說：“藝祖（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
　　
　　 證明誓約存在的第三個證據是宋代皇帝是否真的遵守了太祖誓約的內容。考察史實，終宋一朝，皇帝完全遵守了這一誓約，這與之前之後的朝代截然不同的政治行為只能說明一點，一定有宋朝皇帝必須遵守的極其嚴肅鄭重的約束，這除了開國皇帝的誓約，其他都是不大可能的。另外，宋朝也是在中國帝制時代言論最為寬鬆自由的時代。
　　
　　 有人懷疑太祖誓約的真實性，經常用的證據是宋欽宗殺王黼、朱勔等，宋高宗殺陳東、歐陽澈，當然最著名的是岳飛。這些都是宋朝殺大臣的例子，雖然人數較之其他朝代已經是少之又少。另外，還質疑既然存在著太祖誓約，當時為什麼不公開，讓天下人都知道太祖的仁德？

　　 這兩個質疑都是站不住的。太祖誓約說“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並沒有說不得殺大臣。宋太祖本人也警告過臣下：“犯吾法者，惟有劍耳！”因此除了宋高宗殺陳東、歐陽澈外，其他的皇帝都沒有違背過太祖誓約。按照宋太祖的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知道誓約的內容，宋高宗離開被包圍的開封時只是個皇子，他本人當時不可能知道太祖誓約的內容，而是他的父親在他即位後托南歸的曹勳傳達的。後來高宗很快後悔，給這兩位死者平反，說：“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他的這一轉變很突然，猜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曹勳向他轉告了徽宗的話。由於誓約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當然大臣們也受惠，因為歷朝殺大臣的最主要理由無非是謀逆和言辭，更何況宋朝文臣的出身也是士大夫。由於誓約的存在，有宋一朝的對待士大夫、大臣及言論的政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寬厚的，甚至大臣有謀逆的罪行，也僅是流放。正因為此，宋朝大臣才敢於面對皇帝說出天下是陛下與士大夫共治的天下。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士大夫如何能承擔共治天下的責任，又如何敢面對皇帝說出這番話？

　　 至於第二個疑問則很不合邏輯。從太祖誓約的內容看，如果公開，簡直就是縱容柴氏子孫和士大夫去犯法，這種愚蠢的做法怎麼可能是出自于英明的太祖皇帝呢？也正是如此，太祖誓約才是一項極其巧妙的，充滿智慧的制度安排，只有在開國皇帝靈位前發的毒誓才能抑制獨裁者的惡意和欲望；但同時又不能公開其中的內容而縱容犯法，僅此足證宋太祖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這是在人治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最開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太祖誓約可謂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朽的名言。名言多為空言，或作用于一時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制定了中國帝制時代最開明的國策，在三百多年內得到了有效的執行，同時它也是同時代世界上最開明的國策；它從制度上有效地制約了最高統治者，從而確保了宋朝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比太祖誓約晚了250年的英國《大憲章》是國王為貴族所迫簽訂的分權協議，而太祖誓約完全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出於良知和智慧自願制定的，可以說太祖誓約是宋朝的《大憲章》，是皇帝對臣下單方面的優待、承諾和自我制約，這在中國的帝制時代是絕無僅有的。但遺憾的是，太祖誓約的有效期隨著宋朝的結束而終結，不僅沒能如英國《大憲章》那樣影響至今，而且中國隨後倒退到動輒以言論治罪，對士人任意羞辱、殺戮，臣下喪失了起碼人格的時代，中國與西方的命運從此分野，這真是莫大的悲劇，此間最根本的差異就在於隨後的統治者沒有了《大憲章》，失去了對言論和人格的基本尊重。

野蠻摧毀文明,獨裁打敗民主,在史書上留下了千古的嘆息,更告訴了後世的中國人,健康的身體要堅強的脊椎支撐,繁華的景象亦要強勁的軍事力量為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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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滅宋，野蠻征服文明，同依家可其相似。